李白生于蜀中补证

李白生于蜀中补证

裴裴

关于李白出生地，有唐以降迄于清，就有蜀中一说，但近世纷纭之说迭出，实由清人王琦引起。

王琦在补订宋人薛促邕《李太白年谱》时，率先根据李白《为宋中丞自荐表》，推定白之生年为武后长安元年（701）同时他又注意到，李阳冰《草堂集序》与范传正《李公新墓碑序》，两篇权威文献均称李家于神龙初（705）迁蜀，与文内所载入蜀然后李白降生的记载相抵，于是有人提出疑问：“岂神龙年号乃神功之讹，抑太白之生在未家广汉之前欤？”

这才引出近世种种异说。

从陈寅恪到郭沫若再到当今时贤，凡属非蜀中论者，无不是仅抓住王琦考定的李白生年（701）和李《序》范《碑》所载李家入蜀之年（705）做文章，即以李白五岁入蜀为前提，对同一文献中关于李家入蜀李白才降生的翔实记载则置之不顾。只有胡怀琛曾这样解释：李阳冰不说李白生于西域而说他生于蜀中，那是替他打掩护。即便是这类纯属臆测的解释，在持非蜀中说者的文章中也是极难见到的。

他们在论文中对唐人关于李白生于蜀中的种种记载一概加以回避。或谓：魏颢《李翰林集序》中所谓李白“身既生蜀”不是说的降生于蜀，而是说成长于蜀。然则魏《序》前边还有段话：  “蜀之人无闻则已，闻则杰出，是生相如、君平、王褒、扬雄，  降有陈子昂、李白”，这又作何解释?再之，魏《序》、李  《序》、范《碑》所载李白出生均在蜀中，这便是蜀中说者的主要依据，也是各家各派非蜀中说者所竭力回避的。至于李家入蜀的时间问题，蜀中说者却未回避，而是采取了王琦《年谱》的推测；  “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”，该谱跋文中又有“太白生于蜀中”之说，可见王琦是相信这一推测的。

古代文献中一字之讹原属常见；既然非蜀中说者可以把“咸秦”说为“碎叶”或“成秦”，把“金陵”说为“金城”，蜀中说者将“神龙”说为“神功”之讹似亦无可挑剔。作为一个旁证，我在论文中常引《新唐书》宰相表及唐璇本传，来证明岑仲勉《唐史馀沈》所引《唐璇碑》中“神功初”确系“神龙初”之讹，以说明这两个年号容易互讹。于是非蜀中说者反驳道，神功初为神龙初文讹固然可能，神龙初为神功初之讹，则断无可能！理由是神龙年号有三年，神功年号只有一年。

神功能否称初?看来已成为蜀中说能否成立的关键。下边这段批驳最为有力：

年号至少在两年以上的才能曰“初”，而武则天神功年号却是万岁通天二年初的改元，改元时间在九月，次年正月即是圣历元年。这样，神功年号总共只有四个月时间，又怎么能称神功初”、  “神功之始”呢?绝无可能。

其实这位同行还不够仔细，我还可以做点对他有利的补充。他忽略了武则天自载初(亦即天授)元年(690)开始实行新历法，、以永昌元年(689)十一月为正月，十二月为二月，旧正月为三月，十月为岁末，此种新历法推行至久视元年(700)终些。神功元年(697)既在新历推行期内，又是到了九月才改元，十月便是岁末，连此年闰十月计，亦仅得三个月。

一个实际上只存在三个月的年号，也可以称“初”称“始”吗?可以的：谓予不信，请读一段见于正史的文字：

神功初，清边道大总管武攸宜破契丹凯还，且献俘，内史王及善以孝明帝忌月，请鼓吹备而不作，方庆曰……臣谓军方大凯，作乐无嫌。”诏可。(《新唐书·王  传》)按史家惯例，凡中途改元之年，即便发生在改元之前的事，多数情况也都称新年号某月某日云云。那么，这里所谓“神功初”究竟指的什么时间?文中言及武攸宜讨契丹凯还和武士  (孝明帝)忌月两件事，按士  卒于贤观九年而卒月不详。至于武攸宜讨契丹还朝时间，《新唐书·王   传》但曰“神功初”，《旧唐书·王方庆传》则曰“神功元年七月，清边道大总管建安王攸宜破契丹凯还”，《资治通鉴·唐记》于则天后神功元年亦载“七月庚午，武攸宜自幽州凯旋”；相互印证，可知《新唐书》所称“神功初”实为神功元年七月无疑。七月已届秋季为何称初?就因为是年九月才改元为神功，七月尚属万岁通天二年，称“初”正是为了与改元之后相区别。   

根据以上论证，不持王琦所说“神龙年号乃神功之讹”可以成立，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认定李家入蜀应在神功元年(697)正月至八月之间这段时间。

非蜀中说者对拙文还有另一责难：“范碑、李序都是作神龙时归蜀的，难道两文竟这样凑巧，全都把‘神功’错写成‘神龙’了吗?”这个问题好回答。按范“碑”所叙白之家世及经历洋洋千馀言，决非仅凭其所见“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数行”所能办，而是在许多地方因袭李《序》的；再考虑到范氏所见那十数行手疏业已“纸坏字缺”，我们更有理由认定“神龙”亦由李《序》传讹。

“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”既能成立，李白生于蜀中之说还有什么破绽呢？我想是没有了。所以，李白家世唱词存在许多难解之谜，但李白自己是蜀生蜀长的中国人，此远绍于唐的传统结论却是牢不可破的。

（原载《人民日报》（海外版）1992.2.2二版。）